坂本龙一本来没打算当作曲家的。作为日本当代继喜多郎之后的世界级音乐大师，他对于自己如何成为了今日的“新音乐教父”，多少也有点儿好奇。

读小学时，老师让每个人写下“我的志愿”，他完全不知道该写什么。人从小便决定如何立定志向、改变自我，不是一件很不可思议之事吗？其他同学写下了“首相”或“医生”，有女孩子写下了“新娘”或“空姐”，坂本龙一仔细思考之后，写了四个字：“没有志愿”。待到成为音乐家之后回头看，他觉得这或许意味着自己时间感的缺乏，无法拼凑出任何未来的形象，却鬼使神差地选择了音乐这一门“时间艺术”。

坂本龙一幼年时因饲养小白兔而创作了一曲《小兔之歌》，他第一次强烈地体会到音乐带来的喜悦。青年时，他是一名彻头彻尾的“愤青”，罢课抗议、游行示威，在音乐上沉迷于德彪西、贝多芬、披头士，同时又潜心阅读黑格尔、胡塞尔、德里达等等。在此期间，他曾一度拒绝学习钢琴。正是“拒绝”之后的巨大空虚，使坂本龙一察觉到，“自己原来是如此喜爱音乐啊”。在此之后，他真正开启了自己的一段音乐人生。参与YMO乐队，取得国际性成功；凭借《末代皇帝》的配乐，他登顶国际舞台赢得盛誉……2009年2月，57岁的坂本龙一在日本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口述自传《音乐即自由》，坂本龙一不断回望自己的成长与音乐创作，以期看清现在的自我。

坂本龙一除了是一位获奖无数的作曲家，还是一位演员。

1983年他在大岛渚的影片《俘虏》（Merry Christmas, Mr. Lawrence）中出演了一位印尼战俘营里的跋扈日军营长，出演此片的还有英国摇滚歌手大卫·鲍伊和日本导演北野武等。坂本还为此片写了电影音乐，其中由西尔维安演唱的主题曲《禁色》（Forbidden Colours）在当时引起轰动。

1987年，在贝托鲁奇的影片《末代皇帝》（The Last Emperor）中，坂本所作的音乐捧得奥斯卡，在影片中，他还饰演了监控溥仪的日本军官甘粕正彦。

经出版社授权，界面文化（ID：Booksandfun）从新近出版的《音乐即自由》一书中，节选了坂本龙一口述的拍摄《末代皇帝》及为这部电影作曲的“一团混乱”的故事。剧组辗转北京、大连、长春之间，在真的紫禁城里拍戏，仿佛“时光倒流”；坂本拒绝执行贝托鲁奇导演安排的切腹情节，“是要选择切腹？还是要选我？”最后他们只好改成了开枪自杀。坂本本以为自己就是来拍拍戏，不料临时受命作曲，贝托鲁奇给他找了一架旧“满洲”电影协会的钢琴，走音走得很厉害，作曲几乎全靠想象力。他在两周时间内完成了四十四首兼具中国风与现代风格的曲子，在这之前，他完全没学过中国音乐……

参与电影《末代皇帝》的拍摄工作，对我而言真的是非常重要的经验。与贝托鲁奇导演一起工作相当有趣，每天都过着紧凑的生活。

如同前述，我第一次见到贝托鲁奇导演是在1983年的戛纳影展上，那一年《俘虏》入选为影展的竞赛片。通过大岛渚导演的介绍，我跟崇拜的贝托鲁奇导演寒暄过后，他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聊起了拍摄《末代皇帝》的事，比如说他想拍摄这样一部电影，然而，困难重重之类的话题。在喧闹嘈杂的宴会会场里，我们就一直站着，听他说了快一个小时。我觉得这部片的拍摄工作似乎非常有趣，不过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居然会参与。

我大概是在三年之后受邀出演。工作团队似乎费了很大一番工夫取得拍摄许可，总算在1986年于北京紫禁城开拍，过了三个月后，我也加入了拍摄的行列。

其实在开拍之前，我已经拿到剧本读过了，里头有一幕剧情让我怎么样也无法接受。剧本里写着，我所饰演的甘粕正彦是切腹而死。到了拍片现场后，我很固执地不愿配合，心里觉得：“虽然我很希望出演这部电影，但是切腹实在令我相当反感。对日本人来说，切腹是多么的可耻。”于是，我拼命说服导演：“一提到日本人，就会联想到切腹。像这种刻板印象，你应该也觉得很丢脸，而且你在全球的影迷也应该不会接受吧！”

甘粕曾经在法国待过两年多，在当时是个相当时尚的男子。我向导演恳切地拜托：“这样的男人怎么可能会切腹？拜托改成用枪自尽吧！”贝托鲁奇导演也知道甘粕是一位时尚的男子，而且在电影里，甘粕的办公室墙壁上还有着未来派的画。最后，我坚持地表示：“是要选择切腹？还是要选我？如果要留下切腹的剧情，我马上就回日本。”我似乎是让贝托鲁奇导演伤透了脑筋，结果剧情还是改成甘粕举枪自尽。不过，实际上，甘粕是服毒自杀。

到达拍片现场当天，我与饰演溥仪的尊龙（香港男演员）第一次见面。所有人已经拍了三个月左右，每位演员都完全投入自己的角色。他对我说：“你是日本派来的幕后黑手甘粕，是我的敌人，片子没拍完，我不会跟你说话。”我当时是带着吊儿郎当的心情去的，所以被他的话吓了一跳，心想这个人是怎么回事。

后来，我还是成天说笑，态度轻浮。甘粕的角色有一场重要的戏，要对着皇帝说：“你只不过是个傀儡，是我们日本的玩偶。”于是，导演就来警告我：“一星期后要拍这一场戏，你在那之前都不准笑，去想想天照大神。”大概是我平常太过吊儿郎当，导演已经看不下去了吧。在这之前，每天晚上拍摄工作一结束，我都会和大家去吃饭，一起去玩，但是经过了这次的事，就没有人来找我出去了。

接下来，实际拍摄这场戏的日子来临了。导演觉得我愤怒的力度不够，于是亲自示范给我看：“要用这样的方式表达愤怒！”我虽然照着导演的方式做，还是完全不行。导演一直喊着：“再多一点！再多一点！再多一点！”我始终都没办法从他口中听到OK。

我有一句台词是：“Asia belongs to us！”意思就是亚洲是属于我们的。虽然说是演戏，不过要说出那样的台词，还真是令人相当为难。然而，既然接下了这份工作，也只得照说，于是导演在一旁不断地喊：“卡！”我则是同时不断地吼着：“Asia belongs to us！”这句台词也让我思考了许多事。

电影里有一幕是日本昭和天皇要在东京车站欢迎溥仪来访，于是剧组人员匆忙去寻找可以饰演天皇的临时演员。选角指导跑遍整个北京，总算顺利找到和天皇相似的人选。很巧地，这名临时演员也是日本人，好像是在北京经营贸易公司还是什么公司。他的长相和胡子，都很像昭和天皇。他是个非常奇特的人，我们聊开来后，他告诉我一个很有趣的故事。

他之前因为工作需要，暂时回东京，结果收到一封自己公司的中国女性员工的来信。内容写着，两个人在北京街上说话时，有人看到去通知了公安......不过，如果他肯和她结婚，一切就没事了。

我还在想这个人会怎么做，结果他表示自己就那样结婚了。也就是说，那时写信给他的女员工，现在已经成为他太太了。这似乎是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，不过我自己其实也有好几次类似的经验，和我关系不错的中国女性在街上迎面走来时，连看都不看我一眼。1986年的中国社会，还是有着我们这些外来者无法窥知的一面。

剧组所有人辗转在北京、大连、长春三地进行拍摄工作。在北京拍摄时，是租下了货真价实的紫禁城，移到长春之后，则是借用了伪满洲国皇帝实际居住的宫殿。紫禁城里的物品都让蒋介石带到了台湾，几乎一件不剩，不过紫禁城结构对称的宏伟建筑还是令我大为叹服。长春是伪满洲国“首都”，因此有着宽阔的大道，而且街道都是采用棋盘式设计，也很有气势。

我们在长春住的地方是当年关东军的高级军官宿舍，要到隔壁栋的建筑甚至得骑脚踏车，可见这里占地之广。宿舍有一间娱乐室，里面摆着撞球台，我在台底看到写有“昭和三年·○○公司制”的字样。宿舍里的许多东西都是从二次大战前保留至今，让我有仿佛经历了时光倒流的体验。

大连也是我父亲在学生兵动员时期曾短暂驻扎的地方，之后似乎就移防到哈尔滨。部队露宿在苏联与伪满洲国边界附近的郊外时，曾经听到边界另一边的苏联士兵唱着不知名的歌曲—小时候，我听过类似这样的故事。无论是自己亲眼看到这座城市，或是拍摄这部描述当时情景的电影，都仿佛在回溯着父亲的战争体验，还真是让人颇为感慨。

《末代皇帝》的拍摄工作从北京展开，然后开拔到大连、长春持续进行。到了长春，剧组也借到实际的宫殿，拍摄了溥仪“登基”为伪满洲国皇帝的一幕。贝托鲁奇导演表示，希望这一幕的现场能够配上音乐，于是要求我立刻创作“登基仪式”的音乐。

一直以来，我都是以演员的身份参与拍摄工作，从没想过得创作配乐。我也觉得贝托鲁奇导演虽然请我加入演出，却也没有考虑过要让我负责配乐。真要说起来，据说导演的老朋友埃尼奥·莫里康内（1928年出生于罗马的作曲家）几乎每天打电话来片场，请导演让他负责这部电影的配乐。总之，我就遵照导演这时候的指示，就当成是制作摄影现场的这一幕配乐，而不是负责整部电影的音乐。

我一直对民族音乐很有兴趣，读书时也学过，但是我不太喜欢中国的音乐，也没有写过中国风的曲子，甚至是几乎没有听过。而且，拍片现场缺乏器材，给我作曲和录音的时间大概也只有三天。

贝托鲁奇导演狡猾地笑着说：“不管是什么样的音乐，埃尼奥可都是当场就立刻写出来哦。”听了导演的这句话后，就我的立场而言，总不可能当场推辞吧。

我向贝托鲁奇导演提出要求：要我写曲，也总得给我钢琴啊。于是，剧组帮我借来了一台旧“满洲”电影协会的钢琴。“满洲”电影协会的前身是“满洲”铁路电影部，是当时的“国有”电影公司。在片厂里有一台直立式钢琴，当地的工作人员用货车运到了我的房间。那台钢琴原先保存状态就不好，又加上一路颠簸地运送过来，所以走音走得很厉害。然而，再说什么也无济于事，于是我在作曲时，几乎是一边想象乐音，一边写下。

录音就得再回到旧“满洲”电影协会的片厂进行。乐曲的演奏找来了当地剧场附属的乐团。于是，把钢琴搬上货车后，我也一起搭着货车去片厂。

到了片厂，有一位稍懂日文的老先生负责协调工作。那位老先生对我说：“你是演甘粕老师的人吧。”没想到他居然认识甘粕上尉本人。一问之下才知道，他大概十八岁就加入“满洲”电影协会的管弦乐团，在团里吹奏长笛。“甘粕老师对我很好”，“甘粕老师是个了不起的人”。从他的这些话里可知，甘粕上尉应该相当受当时的人敬爱，有他充满魅力的一面。

录音的地点是“满洲”电影协会，并且由当地乐团负责演奏乐曲，也就是说，呈现出来的声音几乎与当时没有两样。唯一不同的地方，大概只有片厂立的毛泽东铜像吧。其他部分全部原封不动，从过去一直保留至今。因此，似乎随处可以见到甘粕上尉的亡魂，令我有些毛骨悚然。

我不清楚伪满洲国当时的音乐形式与演奏方法，但猜想应该多少都会加入中国的乐器，不过是稍微偏向西洋风格的音乐。而且，由于是出自日本人之手，又是用来宣扬国威之类的音乐，整首乐曲应该会显得非常不伦不类才对。

我写的虽然不是拿破仑加冕仪式的乐曲，不过还是放入了一些法国风格，做成带有浓厚鼓乐曲味道的音乐。当地的演奏者绝对无法完美演奏，不过这种演奏程度的差异更能营造出当时的实际氛围，真是太好了。

无论是宿舍、片厂，或是那位老先生，我面对这一切时，感觉像是被吸入了当时的世界。回到那栋天花板挑高的宿舍睡觉时，仿佛真的会有关东军的军官出现一样，让我觉得心里毛毛的。

我认为，在电影这种事物里，有些部分能够跨越某种现实与虚构的界线。电影仿佛具备这种强大的磁力，甚至有时在拍片现场会让人为之丧命。无论是“现实”，或是“虚构”，都是硬要为了设下界线而使用的词汇，现实就是虚构，虚构即为现实，两者之间原本就没有界线存在。跨越这类语言界线的真实就反映在电影之中。在《末代皇帝》一片中，我想也必定会出现这样的情形。

结束在中国长达半年的拍摄工作后，整个剧组移往意大利，来到了罗马的制片厂辛奈西塔继续拍摄。隔壁的摄影棚里，费里尼正在拍片，而马塞洛·马斯楚安尼（意大利男演员）就在一旁走来走去。我兴奋到极点。马斯楚安尼叼着雪茄，散发出一股非凡的气势，简直是酷得不行。

辛奈西塔是墨索里尼下令兴建的巨大电影城，成立的背景类似“满洲”电影协会。法西斯分子都很喜爱电影，希特勒也不例外。从日本法西斯分子建设的电影协会出发，一路来到同时代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兴建的辛奈西塔，仿佛又回到历史之中，我的脑袋似乎都变得有问题了。不管走到哪里，怎么都是亡灵？

法西斯主义似乎强烈崇尚某种崇高的美感。法西斯分子并非都很野蛮，也有人具备高贵的气质与教养，又有品位。贝托鲁奇导演的电影里出现的法西斯分子就是如此。因此，《末代皇帝》一片中，甘粕上尉的办公室就非得用未来派的画作来装饰才行。

影片杀青过了约半年，我因为工作关系，人在纽约。在酒店退了房间，正要坐上车时，柜台人员把我叫了回去，说是有我的电话。我接过电话，原来是制片杰里米打来找我。“龙一，帮《末代皇帝》制作配乐。”杰里米劈头就来了这么一句，而且给我的期限是“一星期”。我当时回他：“我现在人在纽约，等一下正要回东京......”然后，只听见电话那头说：“反正你马上去做就对了。”

于是，我提出两点要求。第一，时间至少要有两星期，一星期让我能在东京作业，然后再前往伦敦，与正在剪接电影的他们会合，接着完成剩下的部分。第二，我要雇用助手帮忙。当时索尼Epic唱片公司有位非常优秀的女职员，她姓筱崎，我们私下都叫她“钢铁女”。我希望能够雇用她一星期。杰里米立刻答应了这两点要求。

我问贝托鲁奇导演希望是什么类型的音乐，得到了这样的答案：“电影的舞台虽然是在中国，不过这是一部欧洲电影。故事的时间虽然是从二次大战前开始，一直到战争期间，但这仍是一部现代电影。我要你做出呈现这种感觉的配乐。”

我心想，这样的答案说了跟没说一样，不过我也没时间不知所措，于是在脑中大致描绘出一个轮廓：用西洋的管弦乐曲当作基本，然后大量放入中国风的元素，再加入德国表现主义之类的元素，营造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法西斯主义崛起时的感觉。

首先，我在东京开始了作业。说是这么说，不过我过去完全没学过中国音乐，因此先跑了一趟唱片行，买了二十张左右的中国音乐精选集，然后花了一整天全部听完。接着，我考虑电影里的时代与场合，选好应该使用什么乐器，然后就开始寻找东京附近的中国乐器演奏者。我一边写曲，一边录音，同时也请中国乐器的演奏者弹奏，并且录制下来。我和另外三位管弦乐编曲家整整一个星期都在反复做这些工作，而且几乎每天熬夜。

当时还没有因特网，因此我借用BBC与NHK之间的卫星联机，与伦敦的工作人员相互传送数据。卫星线路传输一首乐曲得花上一个小时左右，谈不上多好用，不过我没时间等邮件寄送，也只好将就。我请伦敦的工作人员听我传送过去的档案，然后在电话中讨论，再重新录音。通过这样的方式，我总算完成了四十四首曲子，接着就与一直帮我的上野耕路带着这些曲子飞往伦敦。

一到达伦敦，我才发现剪接过后的电影完全不是原先的样子。如此一来，作好的曲子当然完全无法配得上。只不过半年的时间，这部电影经过贝托鲁奇导演不断的剪接，完全变了个样子。他就是这种作风的人。整部电影剪接得越来越不一样，不仅原有的画面被拿掉，顺序也有调动，真的是一团混乱。

隔天就要录音，然而配合不上的地方还是到处可见，于是当天晚上，我和上野又继续熬夜，关在酒店房间重写。酒店房间没有钢琴或任何乐器，而且当时也没有计算机，我们只好按着计算器，拼命计算得要减少几个小节和拍子，秒数才配合得上剪接后的画面，然后重新写下，忙得鸡飞狗跳。结果我们到了伦敦之后的一星期也都没合过眼，白天录音，晚上重新写曲，每天重复这样的过程。

不过，这段过程并非全是苦差事。有一幕戏是溥仪的皇妃大喊“我再也受不了了”，然后就此出走。这幕戏给我的印象很深刻，我很喜欢这幕戏和饰演皇妃的女演员。我第一次让工作人员听这个部分的配乐时，所有人相互拥抱，口中喊着：“bellissimo”（太美了）、“bellissimo”（太美了），高兴得简直要跳起舞。我吓了一跳，不过那一瞬间，所有人融为一体的感觉，我永远无法忘记。我想这就是与意大利人一起工作的快乐之处吧。

（书摘部分节选自《音乐即自由》一书，经楚尘文化授权发布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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